【文/专栏作者 安德烈·科尔图诺夫】。两千年前，蒙爱圣徒约翰警示所有罪人和无信之人：“拒绝把十字架作为救赎的工具，便等于选择让它成为审判的工具。在基督教神话体系中，拒绝十字架会在末日审判中，成为个人不信的罪证。”（参《约翰福音12:48》）。而持怀疑态度的旁观者则认为，人工智能潜藏无数危机——从失业率飙升、政治操控，再到“数字法西斯主义”；并且，人工智能从根本上背离了18世纪中叶发源于欧洲、而后扩散至全球的资本主义核心准则。三、消费品与服务供给充裕化。四、化解劳动力短缺困境。过度消费势必需要被约束，而资本主义依靠常规市场手段根本无力做到，必须引入非市场调控机制，否则终将引发全球资源枯竭、经济崩盘与生态灾难。接纳十字架，便是信奉基督的牺牲，得以罪得赦免、获得永生；执意拒绝，则失去这份庇护。同时，技术飞速迭代带来的经济波动加剧，对中小企业的冲击远比大型蓝筹企业更为深远。发达经济体无需再大量引进全球南方外来劳工，也不必将生产线转移至人口红利充裕的国家。中小企业本应是人工智能商业应用的首批受益者。那些皈依人工智能新信仰的人们主张，人工智能能为陷入停滞的西方经济注入第二波生机，缓和诸多社会矛盾，甚至引领全人类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幸福。最终，如果少数巨头企业把持市场话语权，人工智能只会加剧财富与权力集中；多数中小企业可能只会停留在使用那些看似炫目的AI工具上，却缺乏清晰的商业应用路径。想要避免这一局面，西方自由市场体系必须重拾百年前强有力的反垄断监管框架。一方面，多领域岗位将实现机器替代人工；另一方面，医疗健康领域的人工智能普及，有望将人均预期寿命提升十年，为年龄较大的群体创造新的就业机会。一、生产力提升。人工智能能够降低生产成本、优化供应链、实现营销精准化，甚至自主研发新产品。人类历史上将首次不必再为生存而搏斗，人们也不必耗尽一生从事枯燥繁重的重复性劳动。如果照此趋势发展下去，2050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也许将增长至如今的三倍，且增量大多来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，而非全球南方国家。人工智能普及后，全球所有居民（包括全球南方国家）无论是否参与生产劳动，都可以获得保障性最低收入。人工智能于人类而言，究竟是救赎，还是审判。人工智能还将大幅提升国内职业流动性：淘汰旧岗位、创造新岗位成为常态，新一代民众终身更换十余份职业将成为普遍现象。即便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具备供给能力，地球资源也根本无法支撑百亿人口达到当代西方中产阶级生活水准。此外，成熟经济体外来劳工需求或将下降，但全球南方的劳动力供给依旧居高不下，南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难以避免，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根本无法调和。如今人工智能已然被赋予近乎宗教般的色彩，拥有了自己的拥趸、新信徒、异端与叛离者。人工智能革命的拥趸们最直观、最首要的期许是：人工智能将大幅提升全球各国经济生产力，为当下持续走低的经济增长注入全新强劲动力。必须投入大量公共财政资金布局新型教育与职业培训，而民族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无可替代。如果先进且持续迭代的人工智能模型向中小企业全面开放，中小企业便可在市场调研、财务会计、供需对接、客户维护上节省大量成本与精力，更无需赘述信息处理与生产流程的自动化升级。但受制于巨额财政赤字、政治掣肘与行政僵化，当代西方国家是否有能力完成这项宏大工程。人工智能将彻底破解成熟经济体长期存在的劳动力缺口难题。这场教育与职业培训变革的成本，动辄高达数千亿乃至上万亿美元。而作为创新主要源头的基层民间资本主义，也将迎来重生契机。那么现在，我们不妨深入审视人工智能的两面性。即便工时缩短，人工智能仍会给劳动者带来巨大身心压力：工作负荷加重、需持续学习新智能工具、社会高期待带来精神紧绷，极易引发认知疲劳、情绪内耗与决策障碍。但是生产力的提升绝不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落地自动实现。想要充分释放人工智能潜力，必须配套受过专业系统培训的劳动力。尊严受挫、价值感缺失，极易动摇社会稳定与经济运行根基。为应对这些负面冲击，资本主义被迫引入福利国家制度元素，包括税收再分配、完善社会保障兜底。当下职场格局正经历颠覆性变革，生产力能否真正跃升，完全取决于能否投入长期巨量资源，完成数十亿劳动者与雇主的系统化教育、再培训工程。而一旦经济实现大规模发展，资本主义将获得足以定义21世纪下半叶发展格局的强大助推力。二、中小企业发展机遇。某种意义上，人工智能对中小企业的影响，堪比二三十年前互联网的普及：彼时无数本土小微企业几乎无门槛接入全球市场。但物资相对充裕，本身就会对资本主义构成挑战：资本主义的底层逻辑本就是依靠物资稀缺催生市场需求。答案依旧悬而未决。被排除在新经济体系之外、或只能边缘参与的非技能劳动者，处境将更为艰难。西方私营部门单凭自身力量，几乎不可能完成这一历史性使命。但毫无疑问，在当前背景下，手握海量大数据、掌控顶级人工智能应用、拥有近乎无限资金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，将会垄断主流市场，挤压资源匮乏的中小企业生存空间。每周工作时长将压缩至四天甚至三天，劳动者拥有充足时间规划职业转型。社会矛盾随之化解，国家内部及国家间的诸多政治冲突也将得到缓和。围绕人工智能公平准入权的博弈注定激烈，最终结果难以预判。全球年度生产力增速或将达到5%-7%，这一水准唯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二战后的经济复苏时期可与之比肩。简言之，人工智能时代的职场压力不容小觑。马克思提出的经典愿景——各尽所能，按需分配，或将终成现实。更具体地说：人工智能能否为日渐衰败的资本主义体系注入活力，抑或只会加速其无可避免的崩塌。倘若生产力实现跨越式跃升，全球民众将能获得种类丰富、价格亲民的商品与服务，饥饿、饥荒、极端贫困、多数高危疾病将得到根除，全球能源转型进程也将稳步推进。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面前。机械臂等已经极大的提升了现代工厂效率。人工智能引发的变革将同时波及两大群体：从事文案撰写、编程、数据分析、客户服务、翻译、文档整理的办公室白领；以及涵盖制造业、农业、仓储、建筑和交通运输领域的蓝领工人——前提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，从如今高度专业化的单一应用，演进为未来通用型智能体系。这番论断听来或许冒昧，却恰好可以用来阐释人类与人工智能未来的关系。底层贫困群体将成为社会动荡、政治骚乱与宗教极端主义滋生的温床。全民基本收入即便消解了全球范围的物资短缺，却无法根除人性的贪婪、虚荣与野心，反而会催生攀比性消费热潮，人类欲望将呈指数级膨胀。